日前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。2018年9月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，将粮食安全保障法列为第一类项目。这期间，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一直采取相应措施，积极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进程。草案首次提请审议，是提升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关键一环。
　　粮食安全保障法出台的首要意义在于，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，是国之根本。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且口粮绝对安全，但我国粮食消费还处于刚性增长阶段，中长期供求仍呈紧平衡，粮食安全面临诸多新挑战。居安思危，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一步，让粮食安全有法治保障，达到“国有富粮，民有足食”。
　　其次，粮食安全保障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保障粮食安全的综合性、基础性法律，其出台将为各地区管理粮食问题提供统一依据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各地开展了诸多地方粮食立法实践，早在2009年，广东省出台了粮食安全保障领域首部地方性法规《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》，此后，贵州、浙江、四川等先后出台本辖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，宁夏、辽宁、天津等地出台了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，江苏、湖北、江西等地出台了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。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出台，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从全国层面对粮食管理进行了系统性、综合性规范，让地方政府管粮、抓粮“有法可依”。此外，粮食安全保障法出台，是中央法治建设“一规划两纲要”的贯彻落实，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法治支撑和更高水平的法治保障。
　　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：
　　一是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能。经国利民，法是重器，近年来，我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立法工作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指出，“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。及时修改和废止不适应的法律法规。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”；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指出，“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进程”。在粮食领域强化立法、实现立法，以法治思维、法治方法管粮、抓粮，推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有助于全面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能。
　　二是对粮食安全保障做出系统性、全局性的制度安排。我国曾出台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》《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》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但效力层级相对较低、涉及环节分散。粮食安全保障法从粮食生产、储备、流通、加工等环节以及粮食应急、节约等多环节做出了系统性、全局性的制度性安排，对粮食生产各环节进行了规范，从更高水平、更高层次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。
　　三是从法律层面保障了种粮农民利益。农民是种粮的主体，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。建好中国人的“天下粮仓”，关键在于保证农民利益，充分调动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、激发其粮食生产潜能。粮食安全保障法以立法形式保障了种粮农民利益，充分调动农民粮食生产潜能，助力我国粮食生产基础更稳固、更牢靠。粮食安全保障法出台后，我国粮食安全必定会站上一个更高台阶，粮食安全问题必定进一步得到切实解决。
　　草案共11章69条，聚焦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、储备、流通、加工等环节以及粮食应急、节约等方面突出问题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。在耕地保护方面，草案规定划定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，严格保护耕地，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；在生产支持方面，草案规定建设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，鼓励推广普及粮食生产机械化技术，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，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等。在储备体制方面，草案规定建立政府粮食储备体系，科学确定政府粮食储备规模、结构和布局，确保数量和质量安全。在应急管理方面，草案规定建立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为主的粮食应急管理体制，加强粮食应急体系建设，健全粮食应急网络，制定粮食应急预案。在节粮减损方面，草案规定禁止故意毁坏粮食作物青苗，加强节粮减损技术保障，推广应用粮食适度加工技术和节粮减损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。
（文章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